中国人物网消息 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羽毛球队的总教练，他带领国羽四次获得世界最高水平男子羽毛球团体赛汤姆斯杯冠军，更见证了中国羽毛球从“一穷二白”到涌现出56个单项世界冠军的飞速崛起。这就是“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王文教。
1982年5月20日，英国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第12届汤姆斯杯羽毛球决赛首个比赛日落幕。此时，首次亮相国际羽坛最高荣誉杯赛的中国队一胜三负落后于卫冕冠军印尼队。在九局五胜的赛制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差距。印尼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场边庆祝了，但中国队的士气一点未受影响，时任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的王文教回忆说：“陈昌杰说王教练，你别看他笑的那么起劲，谁笑到最后谁最美，说明我们的队员特别有战斗力。”
旁人不会明白，这场比赛，王文教足足等待了28年，怎能轻易言败？他相信自己能带领中国队，取得最后的胜利。
时间回到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体育事业百废待兴。而在羽毛球强国印度尼西亚，祖籍福建的王文教已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球员。1953年，二十岁的他跟随华侨代表团回国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在赛后的一场友谊赛上，王文教与刚刚产生的全国羽毛球冠军过了招。他说：“因为当时全国冠军是上海的，我一回来打他15:0；15:6，虽然赢了高兴，但是高兴当中我们感觉到非常歉意。因为这么大的国家，我打他15:0。”
这场轻松的胜利，让年轻的王文教有些沉重，回归祖国的想法也悄悄在他心里生根、发芽。可这又谈何容易？回国，意味着要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还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王文教告诉记者：“我母亲说，如果听到她死了，不要哭，也不要戴孝。我就反驳她，我说我们回国是走正路正道，是爱国行为。”
1954年，怀着让轻盈的白羽毛在中国飞起来的愿望，王文教与队友陈福寿等一起，突破重重阻碍，踏上了回国之路。当王文教在海关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和新中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回国之后，国家体委以王文教、陈福寿等为主，在中央体育学院成立羽毛球班，王文教担任教练和队长。训练设施不足、物资匮乏，王文教就带着队员们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训练。训练之余，还在社会上推广羽毛球运动。他说：“当时我们到北京讲羽毛球，人家都听不懂什么叫做羽毛球，我们就利用礼拜天，经常下工厂表演。我可以从脚底下、从背后击球。让人家看，有点像杂技表演，所以这样人家感兴趣了。我们一年365天在国家队，只休息一天半。”
王文教和队友带回的先进打法和理念，像星星之火爆发出燎原之势，使国内羽毛球运动迅速发展。1956年，福建省成立了我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两年后，随着中国羽毛球协会成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羽毛球队。王文教和队友制定出国羽最初的战术风格，他们合写的《羽毛球》教材，更成为中国第一本羽毛球运动的专业书籍。王文教说：“在1956年我们搞了羽毛球的技术风格快、狠、准、活，以我为主，以快为主，以攻为主，攻守结合，全面发展。”
一路披荆斩棘，一笔一划勾勒出的国羽最初的模样，终于迎来了检验的时刻。1965年，王文教率队来到丹麦与当时的世界冠军来了一场较量。王文教回忆说：“电视里面转播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一个大问号。然后讲中国东亚病夫，所以当时我们都很气愤。我们不打败他们，他们不会服输。后来六次世界冠军给他（汤仙虎）打15:0。他感觉到是一个奇迹，他们都全军覆没。”
北欧之行的出色战绩，让中国羽毛球队赢得了“无冕之王”的美誉。然而想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冠军”，必须经过世界大赛的考验。1982年，与印尼队进行的那场汤姆斯杯决赛，正是王文教在中国普及羽毛球28年，迎来的最重要的正名机会。
第二个比赛日，有底气的中国队，在王文教的率领下势如破竹连下四城，实现了大逆转。王文教说：“当时英国的观众敬佩得不得了。他说从来没有见过，在决赛3:1落后的情况下能转败为胜。我们特别激动，感觉到还是要有实力。”
自此以后，中国羽毛球队十夺汤姆斯杯、十四次夺得尤伯杯、十一次夺得苏迪曼杯，还将18枚奥运金牌收入囊中。执教二十余载，王文教培养出一大批羽毛球人才：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传承而来的敢打硬仗的基因已经融入这支队伍的血脉中。
退休之后，王文教曾多次拒绝印尼羽协的执教邀请，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羽毛球运动在国内的推广和传播中。上个月，他重回国家体育总局羽排馆，一进馆，就忍不住指导起国家队的小队员。看着训练馆里高悬的四个大字“汗里藏金”，他说，能将自己的金牌与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是一生之幸。
在共和国70岁生日之际，荣获“人民楷模”的国家荣誉称号，王文教连称感谢。他说，开放自信的中国，赢得了无数桂冠。这些冠军不仅属于运动员、教练员，更是中国人民以更伟岸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实写照。“我们国家越来越好，现在我们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旧社会，只有一个长跑运动员刘长春，解放以后，我们站在世界的高峰，民族之林。”